中国历史上三个才高命薄的亡国之君
萧绎
萧绎(508-554年)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,小名叫七符,于承圣元年(552年)在江陵即位,史称梁元帝。然而仅仅两年,江陵城就被西魏攻破,萧绎兵败出降。虽然仍有西魏扶持的傀儡萧詧在,但梁朝实际上已经灭亡。元帝出降后,先被幽囚,然后就被侄子萧詧派人用土囊给压死了,终年47岁。
萧绎生长在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族,其父萧衍、长兄萧统、三哥萧纲都是梁代有名的文学家。萧绎自幼“聪明俊朗,天才英发,出言为论,音响若钟”。由于幼年读书勤苦,致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,因此还被徐贵妃用“半面妆”加以嘲弄。但萧绎仍旧好学不辍,他身边常置侍从多人,轮番读书,昼夜为常,于是博通典籍。萧绎还工书善画,他曾自画孔子像,
自作画赞而自书之,“时人谓之三绝”。萧绎还喜好收藏图书,不停地收集抄写,后来又得到王僧辩从建康运来的图书八万多卷,秘府藏书达十多万卷。但令人痛心的是,在江陵城即将被攻破之际,萧绎竟然“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”。把这些历年积攒的珍贵书画付之一炬,与他的小王朝一同烟消云散了。
萧绎为人“性好矫饰,多猜忌,于名无所假人。微有胜己者,必加毁害”。这种妒才忌能的个性,可能也受了父亲萧衍的遗传。但不可否认,萧绎本人在文学与著述方面,的确有所成就。承圣三年(554年)十一月,当西魏军队攻到栅下时,“帝犹赋诗无废”。萧绎曾说:“我韬于文士,愧于武夫。”但在大敌压境时还依然沉潜于文翰而不修武备,这就注定其难逃破家亡国的命运了。
陈后主
陈后主(553-604年),名叔宝,字元秀,小名叫黄奴,他是陈宣帝的长子。太建十四年(582年),而立之年的陈叔宝成为陈朝最后一位国君。由于陈后主自幼“生于深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”,所以在他即位前后,一直是“荒于酒色,不恤政事”。尤其是正位九五之后,生活更为奢靡,“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,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”。还专门为他所宠爱的张贵妃、孔贵人等建造了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。又整天与江总、孔范等十几个朝臣宴集后庭,号为“狎客”,还让张贵妃、孔贵人等八位嫔妃夹坐,饮酒赋诗,不理朝政,最终导致内忧外患,破家亡国。
史载,隋文帝杨坚派大将贺若弼和韩擒虎分兵两路横渡长江,当闻听隋军临江之后,陈叔宝还给自己打气说:“王气在此,齐兵三度来,周兵再度至,无不摧没,虏今来者必自败。”佞臣孔范也附和说隋军不会渡江。于是君臣“但奏伎纵酒,作诗不辍”。直到隋军袭采石,下京口(今江苏镇江),陈朝守军望风尽走,前方不断告警时,后主才装模作样地下诏说:“朕当亲御六师,廓清八表,内外并可戒严。”乃命萧摩诃、樊猛、樊毅等大将分兵把守京畿和沿江要害,甚至连建邺城里的和尚尼姑和道士都武装了起来,然而一切都为时晚矣。几天的工夫,南朝军队便兵败如山倒,大将任蛮奴投降韩擒虎,并引隋军经朱雀桥直逼宫城。仓皇之中,陈叔宝说:“锋刃之下,未可及当,吾自有计。”于是和他心爱的张、孔两美人躲进了景阳宫的一口深井之中,但最终被隋兵从井内搜了出来,做了战俘。
隋文帝对陈后主这位亡国君主还算优待,给赐甚厚,数次引见,好酒好菜地供养着。听看管人员说,陈叔宝爱吃驴肉,每天能饮一石酒,常常沉醉不醒。他甚至还向隋文帝要求赐予一个官号,结果被杨坚讥讽为“全无心肝”。一次陪侍宴饮,陈后主即兴赋诗一首,拍隋文帝的马屁。杨坚对后主说:“此败岂不由酒,将作诗功夫,何如思安时事?”
这个一味追求声色享乐,只会饮酒赋诗的南朝天子,其做派与梁元帝十分相似,只是他亡国以后得以苟活了16年,至隋文帝仁寿四年(604年)底,52岁的陈叔宝死在了洛阳。隋朝给他封了个长城县公的空头爵位,谥号为“炀”。后世都知道杨广为隋炀帝,而陈叔宝在杨广之前就被谥为“陈炀帝”了。
陈后主虽然是个治国无能的亡国之君,但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颇有造诣的。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确有值得后人称道的成绩,除那首被视为亡国之音的《玉树后庭花》之外,他还写过征人思妇题材的作品,其诗风格以艳丽为主,写景抒情时有佳句。再如他跟隋文帝登洛阳芒山所赋诗曰:“日月光天德,山河壮帝居。太平无以报,愿上东封书。”虽属歌德派的颂圣之作,但其中却也不乏壮阔气象。
南唐后主李煜
要说亡国之君多才艺,五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是一位典型人物。李煜(937-978年),重光,他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。本来按照封建帝室的继承制度,他是无缘登上皇帝宝座的,依他的自身意愿和天赋才能,他也只希望做一个舞文弄墨的风流才子。李璟就是一位有名的词人,李煜继承了其父的风范,文人习气和贵族风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现。他通晓音律,擅长词章,又工书善画,还是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。尤其是他的词作,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,历来广为传诵。
李煜自幼酷爱书法,创造出被史书称为“金错刀”体的书法艺术。其作品到北宋末年仍有传世,被收入《宣和画谱》的即有九幅,但遗憾的是,北宋以后没能再让后人一饱眼福。
李煜工于书画,精于品鉴,故而也爱好收藏,加之他凭借帝王的权势和财力,一生所收历代的丹青墨宝很多。他还特别重视文房四宝的品鉴与收藏,而对于南唐时期驰名天下的李廷珪墨、澄心堂纸和龙尾砚尤其钟爱有加。这三种文房工具当时大都产于徽州歙县一带,实为后世徽墨、宣纸和歙砚的前身。
李煜曾对这三件祖国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作出了较大贡献,这是后人应当记住的。不过他也犯 下了与梁元帝同样的罪过,在北宋军队攻下金陵之日,命人将内府书画焚为灰烬,让后人留下了无限伤痛。
李煜在被俘北上之后,每当回想起昔日的生活情境,多多少少是怀有愧疚感的,这从他后期的一些词作中可以窥知。而据宋人的《西清诗话》记载,当北宋大军压境之际,李煜“在围城中,作《临江仙》词,未就而城破”。宋太祖得知此事后曾对群臣说:“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家,岂为吾所俘也。”
据载,赵匡胤初见李煜时也说:“好个翰林学士。”命运就是这般捉弄人,偏偏让才子做了君王,人生角色的错位不仅给他们个人带来了悲剧,也给国家民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灾难。